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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关键书籍和关键人物

发布时间:2020-02-01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关键书籍和关键人物

回顾自己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无论是大学期间的阅读生活,还是离开学校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读书生活,都在悄悄地甚至深刻地改变着我的生活,改变着我的人生。——朱永新《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几本关键书籍》

写到这里,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一个个名字浮现在眼前。真的,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有太多的关键人物,如一些报刊、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如我不同时期工作单位的领导,如我新教育的同仁,我想,再用10个8000字的篇幅,也是难以写完的。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对我的帮助、关心、提携,我会用我的努力,回报他们。——朱永新影响我生命与生活的几个关键人物》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 》《 教师应是最好的领读者——阅读的力量:阅读,新教育一直在行动 》《 书籍,最好的启蒙老师——阅读可以抵抗寂寞 》)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

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几本关键书籍

作者|朱永新

我的童年和少年基本是图书稀缺的时代。

乡村文化站书架上孤零零的几十本书(大部分是《毛泽东选集》和政治读物),早已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于是我向住在招待所的过往客人借书读。

当时我母亲在镇上的招待所工作,一个人既是所长,又是服务员和清洁工,我们全家住在招待所,当母亲的帮手和“志愿者”。读书资源大部分与旅客的书有关。因为客人经常是匆匆过客,所以读书也是限时限刻。因此也养成了我快速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

真正系统地读书是在大学期间。由于最初读的是江苏师范学院,为了准备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基本读完了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教育学心理学书籍。而我朋友刘晓东推荐的人文、历史书籍,也成为我主要的精神食粮。

这里主要介绍几本对我的生活和生命产生重要影响的书。

一、

《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

点燃我生命的理想与激情

影响我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在1986年底到1987年底(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青年译丛”中的一本。这是一本推荐给年轻人看的书,书名叫作《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副标题是“一个日本青年改革者的自述”。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本书的封面红黄相间,中间是一个大大的拳头。这个拳头是一个金色的拳头,反映了年轻人奋发向上的力量。

我买这本书时花了不到一块钱,9毛7分。这本书一直藏在苏州大学我的工作室里。前不久我一个朋友专门帮我在网上淘到了这本书送给我,因为他听过我讲起这本书对我的影响。

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故事。德田虎雄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农村的家庭,这个农村孩子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医生,做一名好医生,做一名能够改变日本农村医疗状况的医生。但是,他成绩不好,在全校五百多个人中排四百多名。你还想做什么医生啊?你还想去改变人们的命运啊?但他知道,要想做一名好医生,就必须考一个比较好的医学院,当时日本最好的医学院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院,他考了三年才考取。

书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他每天早晨照镜子,就想象着镜子里的“我”不是今天的“我”,而是成为医生的“我”,是一个成为早稻田大学医学院学生的“我”,是一个成为医学改革家的“我”。他以此不断地激励自己,不断地用未来、用理想去激励自己。

那时的我也很年轻,大学毕业不久,工作时间也不长,正是需要追寻理想的青春年华。当时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告诉我理想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盏明灯,人是被理想牵引着走的,如果没有理想,一定是走不远的。

而且,书中讲的很多故事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如说一个人的理想越大,那他得到的帮助也会越大,就像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行囊在爬坡,旁边的人看都会看不下去,都会帮他一把,推他一把,拉他一把,帮他一下。

所以,理想对一个人的一生非常重要。

这本书很薄,很小很小的一本小册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著,就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也许其他人读了可能不会像我这么激动,那么兴奋,但这本书的确对我产生了一生的影响。后来我能够做一点事情,能够有这样一点抱负,能够把新教育实验作为我一生的追求,我觉得可能与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有关。

二、

《管理大师德鲁克》——

帮助我用行动的精神走进教育生活

第二本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是《管理大师德鲁克》。

1997年年底,我从苏州大学调到苏州市人民政府担任副市长。担任副市长以后我更多地涉猎一些管理学著作。其实我在苏州大学做教务处长期间,因为从事管理岗位,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读一点管理学的书。到了市政府以后,我结合工作读了更多管理学的书。当时我读到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学者杰克·贝蒂写的,叫《管理大师德鲁克》,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大概在1999年5月份出版,我是在1999年底就读到的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说的是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熊彼特。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是管理学上大师级的人物。1950年的元旦,德鲁克去看望熊彼特的时候,熊彼特就对自己的学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了,知道仅仅靠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个管理大师的忠告,更是一位老师对自己最得意的门生的嘱咐,是在他行将就木之前给自己学生讲的一句肺腑之言。

八天以后,熊彼特就去世了。这也成为德鲁克在临终前给自己学生的一个遗训。

这段文字,在书上就是两行多,一般人看可能不会太在意,因为他也不是讲管理的。但是对我来说,差不多是在我心里投了一颗原子弹。

为什么?因为这彻底颠覆了我关于学术的梦想。在此之前,我跟很多大学教授一样,对学问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想、观点、发表著作、拿项目、评职称、获奖的层面。在美国大学里有句话叫“Publish or Die”,你要么出版,要么死亡。你作为教授,如果没有成果,你就站不住脚。

的确,我自己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过来的,我能够在29岁那年破格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就是靠我厚厚的一批著作吗?但是,看到这句话以后,我突然反问自己,我究竟是为什么而研究学术呢?自己写那么多东西是干什么呢?我写给谁看呢?

当时,我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偏历史,研究心理学思想史、教育学思想史,看的人就更少。

到了政府以后,我的确开始意识到,过去的研究路径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熊彼特给德鲁克讲的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我可能不会如此快地意识到应该怎么做学问。

后来,德鲁克把老师的这句话作为衡量他自己一生成就的基本标准,他不再以发表作品和写作本身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句话,也是直接导致我发起新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它使我下决心走进教室,走进教师的生活。

2000年的时候,我终于写了一本书——《我的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理想》可以说就是在德鲁克这本书的感召下写出来的。

读完德鲁克的故事以后,我的一个很大的冲动,就是要写一本真正让老师看得懂,真正能走进老师生活的一本书。应该说,我的初衷实现了。这本书一出版,就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很多老师看了以后很激动,纷纷来信告诉我,自己本来已经对教育失望,是这本书点燃了他们的教育理想。我到湖南浏阳,浏阳的教育局长局跟我说,朱老师,你这本书写的太好了,我们很多老师看了之后热血沸腾。他给所有老师发了一本,全县六千个老师人手一册《我的教育理想》。我拿来一看,盗版书。教育理论书被盗版,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也是因为这本书,引发了后来的新教育实验。所以,我们把《我的教育理想》这本书的出版作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标志。

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一些老师的欢迎,但是也有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不看你这本书也罢,看了更痛苦。为什么更痛苦?他们说,你书中描写的这样的教育理想,那个美好的乌托邦,看了让人心花怒放,但是回到学校,心又冷了,更痛苦了,反差更大了。还有老师说,朱老师,你书里都是说说的,完全做不到。在中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不改,教育难兴。考试制度不改,教育怎么变?有本事你弄个学校给我看看?!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本来我没想到马上去办个学校做个样板,但就是由于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下决心:找学校,把我的这些教育理想进行实验,所以才有了在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和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的新教育实验。

如果说,《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给了我一个理想的力量。那么,《管理大师德鲁克》则给了我一个行动的力量。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行动是改变社会的、改造生活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本书,在管理学和教育学上也不是最有影响的名著,但是,它的确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新教育实验的诞生。

三、

《如何改变世界》——

激励我有勇气努力去改变教育生活

第三本书是《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我是在2006年8月底9月初读到这本书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卫·波因斯坦,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社会企业家。过去我们只知道企业家是以赚钱,以资本运作和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但社会企业家不是这样,社会企业家是被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试图改变现状,拒绝放弃,最终要重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本书出版不久,《经济观察报》主笔章敬平先生就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叫《零元企业家和他的故事》。零元,就是没有一分钱,即没有一分钱的企业家和他的故事。而这篇报道写的就是写我和我的新教育实验,而我也是因为看了他的文章才知道有这本书。章敬平这篇文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第二天,就有一个上海企业家,在我的博客里面留言,说老师你们做的事太伟大了,给了我们两百万来支持我们做新教育事业。所以一篇文章的力量也很大的,媒体也是很厉害,同时也让我去找到了这本书来看。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是社会企业家,那我们就看看社会企业家是怎么回事?看完书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关于新教育的文章,叫《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因为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法写了一些著名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并写了一些成功的社会企业的特征,比如乐于纠正,乐于奋斗,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世界,超越边界,默默无闻工作等等。我将新教育体制与这些故事做了一些对比,然后得出结论,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很多老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疑问就是说,教育的制度不改,你能改变它吗?后来有人还说,我们都带着镣铐,根本动弹不了。我就说,虽然我们带着镣铐,但我们可以跳出舞蹈,最终,我们会挣脱掉这个镣铐。作为一个老师,关起教师之门,你就是国王。作为一个校长,关起学校的门,你就是国王。所以在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做得风生水起?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做得很卓越?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行动,就是改变。

所以当时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业。其实新教育改变了一个老师,就是改变了一间教室,就是改变了几个孩子。这么多年来也的确如此,新教育实验在悄悄地影响着很多区域的教学事业。2016年四月份我们在湖北随县召开了一个新教育大会,我很感动。随县是个农村县,全县没有城市,全是乡村,因为它以前没有县城。随县参加新教育实验仅仅五年,五年以后,它的上级地级市进行了一次综合测评,以初中为例,前三十名随县拿了二十三名,前十名拿了七名。

我们专门到这里去看那些村小的孩子,你看那些农村小学的孩子,他们的阅读量,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好。

所以,这种悄悄的改变,只要你做了它就会出现。用我们新教育人的话来说叫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还有一本值得推荐的书就是《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也很出名,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非常著名的管理学家,叫柯林斯。柯林斯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基业长青》,他善于运用大数据研究企业发展的规律。为了写作《基业长青》,他用5年时间阅读了6000篇文献,记录了2000多页的专访,在电脑里留存了3.84亿字节的数据。而且他搜集了美国和欧洲28家企业50年来所有的档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做了一次非常棒的数据分析。这个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优秀是卓越最大的敌人!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因为到2009年的时候,新教育已经很优秀了,在中国那么多的教育实验里面,我们已经脱颖而出。在这个时候,这本书让我很清晰地意识到,优秀是卓越最大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自我突破的本领,如果我们不能不断寻找最优的人才,如果我们不能自我颠覆,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卓越的小气候,新教育是走不远的。

所以,我也给新教育的同仁们写了一篇我的读书笔记。这篇读书笔记大约有15000字,题目就叫《新教育是如何从优秀到卓越的》。

总之,回顾自己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无论是大学期间的阅读生活,还是离开学校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读书生活,都在悄悄地甚至深刻地改变着我的生活,改变着我的人生。

(本文转自朱永新博客。)

影响我生命与生活的几个关键人物

作者|朱永新

《教师博览》方心田先生来函,约我撰写影响自己生命的几个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和关键图书,他称之为“三关”。尽管手头的事情很多,欠下的文债也不少,但是,因为《教师博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经给予许多帮助,也属于“关键杂志”,我还是尽可能挤出时间梳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完成了他交办的任务,聊以交差。其实,写这些文字的过程,也是心潮澎湃的,温馨甜蜜的。

一,父亲的礼物

要说关键人物,我的父亲应该是第一人。这不是因为通常说的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更重要的是父亲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记。

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一开始在家乡的小镇上教书,后来有到一所乡村的学校担任校长,只有周末才能够见到他。幼时的我们对他的印象还是模糊的。

父亲是学师范的,那个时代的师范生,基本素质都很好。我曾看过他拉手风琴的照片,那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把音乐的才能遗传给我,也没能让音乐始终伴随他自己的人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曾经带我去他的乡村小学去。看到校园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我惊恐万分,他却不动声色。他那如山的静默沉稳,让我也不知不觉镇定下来。

晚上,校园里就剩下我们父子俩,这时我听到了父亲的歌声。虽然他不再操琴,但开心时会情不自禁地唱歌。半夜里,我还听到了“猫叫”,我呼唤父亲,他却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是他在吓唬房间里的老鼠。我从此也学会了这一招,在儿子出生以后,用在他的孙子身上。

父亲在家的时候话不多,因而常害得我们兄妹久久地揣摩他的心思。在母亲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天真地跑到父亲那里告状,他也耐心地、煞有介事地“倾听”。现在我们自己做父母了,才知道,他们其实是“穿一条裤子”的。

父亲的敬业精神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做小学老师、做小学校长,还是后来当镇里的文教助理、县聋哑学校的校长,他都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他曾自豪地对我说:“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一位小镇上的普通教师,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这份荣誉或许就是对他多年追求的最好褒奖。

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每天早晨5:30 就会准时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做一件我很讨厌的事:习字。无论是酷热难熬的夏日,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天,都要千篇一律地临摹柳公权帖。其实,我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自然没有练好字。尽管如今我的字还过得去,也有人说我的字有“风骨”,但终究没能成为书法家。

只是歪打正着,有心练字字未练好,却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早晨睁眼即起,每天工作至少比一般人多两小时。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我已经挑灯早读了;当人们起床洗漱时,我已经工作了两个多小时。

小时候还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在心里把他比作《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现在看来,这是父亲给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如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2 小时,一年就多了730 小时,50 年就多了36 500 小时,也就是多了整整1 520 天,按照每条工作8小时时间来算,差不多延长了12 年的生命!而且这是每一分钟都有效的生命!

2006 年2 月18 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当我每天早晨5 点左右起床,在写字台前伏案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浮现出他的身影。是他,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习惯——早起。

二,同学的情谊

1978 年初,我从江苏苏北的一个小镇,来到了苏州,来到了一所当时叫做江苏师范学院、后来叫做苏州大学的学校。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个城市、这所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政史系,100 多人的班级。不久,政史系又分为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两个系,但是,班上的同学已经感情深笃,不再分离。同学中许多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经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如著名的哲学家、留苏的博士吴建国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董蔡时、段本洛先生等。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地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经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中学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地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翻译来学习。记得当时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地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此不惧怕学习外语,后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个高干子弟,他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但是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书,与图书馆的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

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给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就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是,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此养成。今天,我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全民阅读的推动者,应该说,与当时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刘晓东同学对我阅读兴趣的影响,的确是至为关键的。他让我从对课堂学习的关注,对分数考试的兴趣,转移到浩瀚无边的书籍中。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记得当时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并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

那个时候,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范小青当年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文系有个才女发表小说了。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级的荀德麟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从此喜欢读诗、喜欢诗意与激情的生活。

1980年上半年,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 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一下子几百名同学报名。我有机会过关斩将,成为其中一员。

同年9月,在新的大学,我又交到了新的朋友,其中袁振国是最特殊的一位,堪称我学术朋友中的“青梅竹马”。

振国比我小一岁,应该是我的老弟了。我们在大学三年级分别从苏州和扬州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振国最初给大家的印象是扬州才子。到底是中文系出身,那优美的文笔让我们羡慕不已。学习的时间不长,他的一篇关于灵感研究的论文就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我不太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于是,有了我们频繁的讨论和“争吵”,有了我的商榷文章。而我们的友谊,也就在这讨论和“争吵”中萌芽与成长。

那时,我们可以说是无所畏惧,豪气满怀。记得有一次,我对振国说,总有一天,我们要让自己的著作像弗洛伊德的著作一样,走进每个人的书架!于是,我们疯狂地读书,疯狂地写作。我们以两个人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和《南京日报》等报刊开设了专栏,我们在《心理学探新》《苏州大学学报》等刊物联合发表论文,我们的第一本书《心理世界窥探》也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当时我们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为能赶上振国这位中文系的才子,我也只好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精雕细琢,用心打磨。通过一系列“小文章”的撰写,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现在很多朋友说喜欢我的文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训练。

后来,袁振国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一直念到博士,并且担任了教育系系主任。再后来,他又通过公选来到教育部工作,先后担任社会科学司与师范教育司的副司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我也来到了北京工作,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我们共同发起了中国教育30人论坛,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谋策。

刘晓东和袁振国,一个从阅读,一个从写作,给了我关键的影响。我一直认为,阅读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写作在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阅读和写作,是一个学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两位同学一直与我情同手足,我一直把我们的友谊珍藏在心中。

三,恩师的教诲

1980 年9 月,我通过考试被选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学习。那是“文革”后心理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派出了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教育科学元气尚未复苏,但一批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已经张开双臂拥抱即将到来的“科学的春天”。其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燕国材先生。

一天,教室里来了一位个子不高,但气度不凡的中年人,上课铃一响,他就健步登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大字。后来,我们知道,这就是学术界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燕国材教授。燕先生博学多才,这八个大字就是他倡导的治学方法,激起我们的创造冲动;他反对“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主张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遗产,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先秦心理学思想研究》等一批专著,引发我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激情。他把“创新”作为治学的灵魂,也作为对弟子们的期待,后来,他确实用这种精神把我们带进了心理学的世界。

燕师给我们开设《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三门课。有一次,他用“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去邻家”开始了他对中国心理学史课程的讲授。这句也许不太经典的诗,却激起了一个年轻学子的强烈冲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破译中国人心灵的密码!于是,有了我们师徒间的长期合作,有了中国心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的第一篇习作《朱熹心理思想研究》,被燕师带到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向潘菽、高觉敷教授等大力推荐,很快收录在两老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文集中。我的第二篇习作《二程心理思想研究》被燕师推荐到权威核心期刊《心理学报》,很快变成了铅字。

我被破格推荐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纂工作,没想到撰写的条目被出版社编辑作为“样板”条目供其他作者参考,还闹出了责任编辑张人骏教授到苏州大学来寻找“朱老先生”的笑话……

在燕师的指导下,我们合作撰写了一些著作与论文,如《非智力因素与学习》《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心理学纵横论》《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学史》《刘邵〈天才性理〉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等,他从不以先生的口吻教训我,而总是以朋友的方式进行沟通。

后来,燕师又鼓励我独自放飞,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犯罪心理学史、中国管理心理学史,当我有新著出版的时候,当我获得一个个国内外科学研究基金时,他总是为我喝彩,为我加油。

从1982 年起,在燕师的推荐下,我先后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写工作,受到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训练。而《心理学人物辞典》和《心理学著作辞典》的正式出版,则可视为是我单独开展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标志。此外,我还发表了《张载的学习心理思想》《王廷相心理思想初探》《刘智〈天方性理〉对大脑研究的贡献》《十年来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等40 余篇论文,大多在国内有影响的《心理学报》《心理科学通讯》《心理学探新》《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其中在美国《大脑与认知》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一文,把世界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近100 年,为我国心理学界争得了荣誉,引起国际心理学界广泛关注,20 多个国家的30 多位学者来函祝贺,并索要论文。这一系列的研究使我初步完成“探矿”工作,形成对中国心理学史的框架性把握,也初步掌握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我还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的编写工作,前者作为主要作者和统稿人,后者作为副主编和主要作者。在我的心理学研究生涯中,最感幸福的是和许多前辈学者一起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建设,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不是后来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也许,我一辈子就会以心理学作为研究方向了。虽然现在不再从事心理学历史研究,但是跟随燕老师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学术态度、学术情怀、学术方法,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终身受益。

1987年,我破格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成为苏州大学和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0年,我应邀赴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93 年,我又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上万人的大学,又面临与苏州医学院和丝绸工学院的合并,教学管理的担子压在肩上,沉甸甸的。

于是,想到了学习。求学当找名师,弄斧要到班门。有专家告诉我,最近距离的管理学名家应数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沈荣芳先生。他曾担任过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人类工效学会首任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运筹学会、中国基建优化研究会、上海系统工程学会、上海土木工程学会、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会等理事或副理事长。

沈老师也是在我国工科院校的管理专业最早开设运筹学、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师,写过《现代管理科学基础知识》《应用数理统计学》《管理数学》《运筹学高级教程》《现代管理方法》等多部著作与教材,是国内著名管理工程和系统工程专家,在城市发展与系统管理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看他的简历,觉得与自己的专业背景有联系,所以就大胆地请教联系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提出把《高校教学管理系统》作为我博士学位的主要方向,沈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他一贯主张博士生不是为了写一篇论文,应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真正地学以致用。他的一席话,让我如释重负。因为大部分博士生导师,是希望学生能够为自己的研究“打工”的,我自己在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后,也往往要求学生以新教育实验为主要研究方向。

读博期间,我多次往来于上海苏州两地。因学校事务繁多,有时候我不能去上海,沈老师就乘火车到苏州“送教上门”。尤其是博士论文的攻坚阶段,我为用数理模型解决系统问题一筹莫展,沈老师就每周一次来到苏州大学,与我面对面讨论研究。他不让我用汽车接,要我给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当我推着自行车和老师在大学校园里边走边谈时,我早已忘记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长者。

在他和吴启迪教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提前半年被授予博士学位。一年以后,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首次比较全面地将系统管理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高校教学管理研究,提出高校教学管理系统的理论体系,在理性的视野下重新梳理高校教学管理系统的流程等重要问题。这本书注重历史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回顾高校教学管理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示各种模式的特点与优劣,研究各国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机构等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高校教学管理系统提供了多维参照系。

同时,这本书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坚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平衡相结合,局部合理与整体优化相结合的原则,对高校教学管理系统进行详细分析,构建了包括目标子系统、制约条件子系统、动作与优化子系统、成果输出子系统和评估子系统在内的完整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对系统建立了评估模型。在教学管理动作系统的优化,尤其是教学环节的优化和专业教学计划的优化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本书还将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用于剖析我国高校教学管理面临的若干重要现实问题,对教育管理中的许多重点与难点问题,如教学目标(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两难选择)、教学组织(学院制与学分制的积极探索)、教学效率(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学内容(陈旧的课程内容体系与现代培养目标的内在冲突)以及教学评价(多元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等进行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分析。

这本书以苏州大学为案例,提出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激励性主副修制、必读书目制度等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教学改革措施,提出面向21 世纪教学管理改革的基本思路,对于高校教学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时任分管高等教育的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教授,亲自为本书作序,给予了较好评价。

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我的工作岗位又一次发生变动。1997年12月,我当选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我决定乘胜追击,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再拜一位名师。于是,有缘遇到苏东水教授。

认识苏老师,是因为先知道他的《管理心理学》。有一次看上海的报纸,发现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奖项被苏东水先生的《管理心理学》获得。我研究心理学多年,怎么没有听说过苏先生?这是哪里杀出来的一匹心理学的“黑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苏东水先生。

一个经济学家怎么会写管理心理学的著作?他的书究竟与我们心理学家的管理心理学有什么不同?我决定走进苏老师的世界。

真正走进去,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苏老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从宏观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到微观的管理心理学;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到东方的管理学思想,涉猎的学科有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同时,他还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不仅为地方政府做经济发展的顾问,还创办了东亚管理学院等教育培训机构。他的学生也是三教九流,来自五湖四海,从政府高官到企业名家,从学界精英到社会名流,还有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成为苏东水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每年的东方管理学术研讨会,几乎成为苏门弟子的大聚会。

苏老师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对于学问的把握,往往是宏观、整体的,国民经济问题,东方管理问题,一般的学者不敢问津,但他做得有声有色。管理心理学这样相对微观的问题,他也是用宏观的方法去研究,所以从文化、人性的角度,使他的分析比心理学家的管理心理学就高了一个层次。

苏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凡是能够帮助的事情,他一定会尽力。1999 年,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即将出版,邀请苏老师为书写一篇序言。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苏老师及时寄来亲笔签名的长序。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阅读此书,能够从中领略五千年管理文化的苍劲与淳朴,体验古老文明活力的悠久与蓬勃,感悟古代先贤管理智慧的深邃与高远,这对现代企业管理者和管理理论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充满着期待与信心。

本来,我可以把《中华管理智慧》一书作为博士后的研究成果,这样就非常轻松,与苏先生研究的方向也非常吻合。但是,就在此时,我担任了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苏老师建议我结合自己的工作重新写博士后的报告。因此,我重新选择以《中国开发区组织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为研究课题,并在苏老师等复旦大学教授指导下,顺利完成了论文的写作。记得苏老师对我说,你们行政管理干部的研究,不仅要有学术意义,更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这对于我今后研究教育问题,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走出象牙塔,能够与火热的教育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与第一线的老师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苏老师当时的教诲有密切关系。

师恩如山。我的人生中有许多让我刻骨铭心的老师。虽然每一位老师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处世风格,但他们对待学生的热情相同,对待人生的态度一致。从他们身上,我能够呼吸到崇高,感受到慈爱,体验到责任;从他们的身上,我也学会了怎么去做老师,去影响自己的学生。燕国材、沈荣芳、苏东水,这三位在我学习不同时期的老师,从做学问到做人,都给我非常深刻的关键性影响。

写到这里,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一个个名字浮现在眼前。真的,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有太多的关键人物,如一些报刊、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如我不同时期工作单位的领导,如我新教育的同仁,我想,再用10个8000字的篇幅,也是难以写完的。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对我的帮助、关心、提携,我会用我的努力,回报他们。

(文章转自朱永新新浪博客,版权归个人所所有,发表需经本人同意。)